从职场消失的中年女性

编辑:dd时间:2021-01-13 14:29点击:

公司宣布破产后,48岁的陈敏突然失去了生活动力。为了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,陈敏先后经历两轮面试,两次离职,和上百次投递简历。她已在深圳奋斗二十余年,扑面而来的,却是全新的困境。这困境属于中年人,更属于女性。

第一站是同事莉莉的家乡衡阳。我们从深圳出发,先搭火车,再转大巴,抵达乡下时已是晚上八点。她父母要睡了,给我们留了饭。屋外一片黑,蛙声、虫鸣和拖拉机声占据夜晚。莉莉感慨,工作二十多年了,自己从没在这种时间段回过家。我们三个摸黑聊天,谈出路、养老和赡养父母到凌晨,越说越心慌。

15天前,6月20日,我们失业了。那天上午9点10分,公司微信工作群突然弹出一条消息:“这个月30号,请所有员工回公司办离厂手续,大家可以去找新的工作了。”这家已经上市的港资服装企业没能撑过疫情,终于申请了破产。

2001年,我从上海来到深圳打拼,成为这家厂子管理层的一员。同事大都是第一批到深圳打工的女性,我们共事超过十年。遭遇疫情以来,工厂停工,所有员工每月发1400元。我们平均年龄超过40岁,除了攥着工资留守在这个“家”里,别无选择。

从衡阳往北走,我带着两个同事回到合肥老家。父亲惊喜地抹了抹眼睛,问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来,我的回答和莉莉一样:厂里放假。如果我讲了实话,父亲一定比我还焦虑。

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旅游。多年来,公司十一、五一长假只放三天假,为期五天的年假则被圣诞假和香港回归假期抵扣掉三天。平时,我们休大小周、盯货,随时随地回客户邮件。失业后,我和同事本想去国内的热门旅游城市转转,又觉得不回去看看父母,心里过意不去。最后,我们决定到彼此的家乡看风景。

八天后,我回到深圳的家。属于自己的房子和家庭,是我在深圳多年的成果。我的丈夫从事保险销售行业,女儿今年大学毕业。家里除了老人和我,不再有拿钱的人。

丈夫问我,今后有何打算?我反问:“ 你对我失业有什么想法吗?”他说:“我随便,反正还有几年你也要退休了,就怕你呆在家里着急!”

他说得没错,失业后的第一周,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我从网上买了一摞励志书籍,没有看进去过一页。每天,我看书失败之后,便穿着睡衣在家里走来走去,和前同事打电话,相互鼓励。

没几天,在全家外出吃饭的路上,女儿笑着说,给你提个意见,你不要生气。最近你像个怨妇,一点都不注意自己的形象;还动不动就发脾气,我和我爸都有点害怕你。她说:“你是不是提前更年期了?”

一直没出声的丈夫说:“是的,要出去找个工作,你这样呆在家里的确不行,会出问题。”

那天过后,我在各个招聘网上都投递了简历。两个星期过去,我没有收到一家面试通知。

我们在龙岗区一座工业区门口集合,里面厂区分类很杂,服装生产占很大比例。工业区门口的墙上,贴着多张招工广告。我看到一张招聘启示上写:“招聘高级外贸跟单经理”,岗位需求和公司名称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一查,原来两星期前,我曾往这里投过简历。

公司在一栋老楼的七层,电梯打开,我们正对着前台。好多年没找过工作了,我心里紧张,走进去打招呼。阿秀和阿芳装作不认识我,向另一头走去。

前台坐着一位年轻女孩,她给我一份招工信息表和一份试卷,让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写。试卷内容很常规,考外贸跟单的基本操作,要求60分钟做完,我30分钟交卷。

她用欣赏的眼光扫了眼试卷,让我等一会。二十五分钟后,她从一间办公室走出来,对我讲:“我们老板说,让您回去等消息。”

我忍不住小声问,小美女,我两个星期前就给你们投简历了,一直没通知我来面试。麻烦你告诉我实话,免得我来回跑。

小美女瞧了一眼老板的办公室。也许是出于同情,她降低音量告诉我:“老板说40岁以上的女员工,不招。你以后先在网上查查招工单位的电话,打过去问问,通知你去面试再过去,免得白跑。”

我们继续巡街。看我伤感,阿芳愤怒地说,40多岁,不休产假,不轻易辞职,这不正是女人最黄金的年龄段吗?那些年轻人,刚学一点经验就跳槽,招他们进来,不是浪费人力和物力吗?做外贸跟单又不是搞科研,真不知道老板们是怎么想的!

我们突然想到,是不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当老板呢?!做了这么多年服装贸易,我们知道怎么拿到最便宜的货。如果我们几个凑钱合租,自己接单,有什么不可以?阿秀补了一句:“董明珠不也是40岁以后开始卖空调的吗?!”

三个人振奋了一些,开始观察街边的店铺。眼前的街道上,有一半商铺关门。为了确认没有看错,我们又从街尾转回数了一遍:共三十四家商铺,关门的有十六家。我们又走了三四条街,发现受疫情影响,工业区附近的临街店面半数关门。自己当老板,至少现在不是时候。

过了一天,我在煮饭时听到深圳卫视在报道就业市场中的年龄歧视问题。里面讲到,有位男性46岁了,他到一家公司应聘成功,但在报到那天又被拒绝了。他找媒体,想投诉这家公司搞歧视。有观众在评论区讲,就算投诉成功,再进去公司,谁能担保老板不给你穿小鞋呢?

两天后,原来在公司做后勤主管的晓红宣布自己找到了新工作。她到一家私立幼儿园做保育员,打扫卫生加上照顾孩子,一个月几千块。

这给了我新思路。我开始在网上搜索“保育员”、“保洁员”、“前台接待”。果然,一个离我家几百米远的儿童教育机构招正招聘前台接待人员。每月工资三千至四千,不包吃住。我估量,在深圳市区,这些工资只能勉强维持生存,工作又没有技术含量,年轻人应该没兴趣和我竞争。

我拨通上面的电话号码,告诉人事我就住在附近。对方让我当天下午三点带着简历去面试。中午,我草草吃了饭,用心地收拾打扮,两点半到达,三点整敲门。

一位看上去三十几岁的女性很热情地让我上楼去谈。她笑着接过我的简历。看到我的出生年月,她的笑容凝固下来,眼睛扫了扫履历部分。

她看着我说:“你一进来,我还以为你只有三十几岁呢,我们现在就想招一个前台进来,这工作对你来说绰绰有余。”接着话锋一转,“但是老板要求招35岁以下的女性。招您进来,到时总公司问责下来,我连自己都保不住。很抱歉,我在电话中没问清楚您的年龄,害您白跑一趟。”她把简历递回给我。

我打开手机通讯录从上往下翻,下意识向熟人求助。我拨通徒弟王芬芳的电话,她在十几年前大学毕业时来我们公司应聘,是我面试后执意留下她的。我们一起工作五年后,她跳到另一家更大的公司。

这个问题,我也不是没想过。失业以后,我想起自己在工作之前有过很多梦想。我想当作家,还想过开自己的服装店。但是打拼多年以后,这些东西都离我好远。

她停顿了几秒,说:“我们组有一同事上个月休产假,要招一个过来。工作比你原来的简单,工资也没你原来的高。还有一点,你会是我的组员,你能接受吗?我去找经理说说。”

组里还有另外一位员工小许,今年37岁。一天中午,我听见她和丈夫打电话,边骂边哭。挂上电话,她就赶回去给孩子做午饭了。同事们告诉我,她来公司三年,活得谨慎,很少主动说话。她家里有两个孩子,父母都在农村,大部分花费靠她承担。

我和小许的关系由于新的裁员计划变得紧张。这家公司主营奥运会商标产品,同样受疫情的影响,今年的订单减了大半。公司规定,每组裁掉一个人,这意味着我和小许只能留一个。

八月十八日,王芬芳出差去验货,我收到的一批有特殊要求的订单,不知道如何操作信息分类。

我拿着订单走到小许工位旁边说:“小许,我不知道怎样将这些订单拆分录入公司系统,你教教我,谢谢哈!”她看了看递过去的订单,说,这不算复杂,我手上的订单一份就有十几页纸,要录入来自三个国家的客户的系统。接着,她找出那份十几页的订单给我看。

此前,我想到小许的难处,动过辞职的心思,也想找机会把消息透露给她。我沉默了几秒钟说:“哦,这样呀,要不你先教我把这单录入电脑。好难呀,我都不想在这干了。”

小许将信将疑地看了我一眼,“我进来时他们也没有教过我,都是我自己摸索的,做多了就不复杂了。”

在我的央求下,她开始在电脑里录入这批特殊要求订单的资料,一句话没讲。我在旁边默默看了一个多小时。

第二天下班后,我跟王芬芳讲了自己的纠结:我不想把小许挤走,但也生气她这么防我。我吐槽了一阵,气又消了,还是决定退出竞争。

8月25日,我把辞职信交给了经理。那天中午,经理过来劝我,让我不要嫌钱少,毕竟工作难找。我推辞说,只是因为每天通勤时间要花四个小时,我身体实在吃不消了。

离职宴那晚,当着全公司的面,经理又提了一次我离职的事情。她对我说,你的能力和反应都不比年轻的同事差,但如果不是王芬芳,你也没机会呀!要不要再考虑一下,这次裁的不是你。

我用余光瞄了一眼旁边的小许,她低着头假装喝水,神情不自在。同事们听了,纷纷附和经理,劝我留下。

我端起酒杯,站起来说:“郑经理,这杯酒我敬您!虽然我才来不到两个月,但我觉得您和同事们真的很好。可是,我家离公司实在太远了,真的吃不消。”经理也端起酒杯说:“我们到这个年纪,能不拼就不拼。”

我刚坐下,小许和我碰了下杯子,轻声问:“敏姐,你真辞职啦!”我点头。她问了一圈我的情况,表情放松下来:“像你这样的条件,都不用出来工作的。”

晚上九点半,离职宴散了。九月初,深圳的夏夜风很大,灯光从树叶中穿过,在马路上映出影子。我和新同事们边走边聊,心底涌出依恋感。很多年轻人从我身旁略过,我想掏出手机拍他们的背影,又怕同事看到,没有拍成。

持续的压力下,在离职后的第一个周末,我就打定主意去做房产中介。虽然没有底薪,也没有合适的客户群,但经理没有拒绝我以全组最大的年龄入职。

这家公司是深圳知名的连锁房产公司。我学着90后和00后同事,对着网站客户的电话号码连打七天,终于有人说要买房。

我把电话捧在耳边,生怕漏掉任何信息点。放下电话,我激动地加班到十一点半, 共找到了七套备选。如果卖出房子,佣金会比我之前工作的年薪还高。

第二天,九点四十五分,一位中年男性踱步进来,盯着最年轻的同事小黄,满脸笑意地问,昨天打电话的是不是她?当我站起来说“是我”时,他的眼皮忽然下拉。

凭我这些年的经历,我觉得他只是来找乐子的。没等我介绍完,他便说对房源没有兴趣,不看了。经理责备我没尽力,我说这个人不是来买房,就是想来撩一撩漂亮的小姑娘。经理不相信。

第二天下午,小黄又打电话邀请他看我介绍的那七套房子,对方答应了。晚上九点左右,小黄回到公司,把公文包往桌上重重地一放:“这人总想占我便宜,有几次他想拉我的手,都被我躲开。还说今天看的房子不理想,但要保持联系,我信个鬼!”

我的最后一单是帮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租房:租金不能超过两千,两室,精装,地铁口附近。我学着同事到地铁附近的居民区跑盘,和保安套近乎。深圳的夏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,我找了一整天,一无所获。

第二天我在街边搜索,一个报刊亭的侧墙上贴了张A4纸,手写着招租信息和联系电话。我赶紧撕下,敲定看房。第三天早上,约定时间一小时后,客户抱着一条小狗出现了。

她扫视一圈,发火:“这房子不行,太阴暗了!我讲过,我要南北通透采光好的,你带我看的房子就不是人住的!”

房东马上急了,我把客户拉出门,陪笑:“美女,这地段贵,只能租到老房子,您也知道,老住宅楼户型上都不是很好。

我付你们钱就是要找满意的房子!你耽误我半天,就带我看这垃圾房子,这就是办事效率 ?”

“您前天要,昨天约您来看房了,这效率还算可以吧?”我想骂人,又想给岁数不小的自己积点口德,最后反驳了一句。

女人看了我一眼,轻描淡写道:走半天路,渴死了。我取出背包里的水,拧开瓶盖递过去给她。她喝了一口,抱起她的小狗说:“乖乖,我们走,这样的垃圾房还让我们看”,扭头走了。

我冲她的背影喊了一声:“您慢走,再见。”没人回应。我心里有种屈辱感,想到了离职。

从房地产公司辞职的第二天,我到几家幼儿园和商场直接找负责人,询问招不招保洁员、理货员。对方告诉我,他们不招没有经验的人。

那周周五,我和六个老同事约好到前公司附近的餐厅见面。我们聊起过去的情景,曾经的争执都变得美好。现实则显得无奈:除却晓红和香梅,余下的人都没有工作。阿秀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因为家里没钱,停掉了补习班;莉莉和阿芳,每天在家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,感觉自己的家庭地位逐渐下降,不敢多说话。找到保险销售工作的香梅则开始在超市里计算开支,谨慎购物。

我说,前几天有个新闻,几个大妈在淘宝上卖毛线,直播教学织毛衣,月入过百万。你们说我去摆地摊,卖我做的手工包行不?

这大概就是我几十年来,工作之余唯一的爱好。我的休息时间几乎都花费在手工包和公仔缝制上面,家里攒了三大箱,一直舍不得扔。我早就想过,摆个地摊把它们卖了,但没有勇气叫卖。大家都说我与时俱进——今年提倡的不就是地摊经济吗?

回家后,我把摆地摊的想法说给家人听。丈夫脸一沉:“我缺你吃、少你穿了吗?被我们的同事和朋友看到了,还以为我怎样虐待你呢?你还是去找一份工作做做吧。”我说,这有什么不能做的?

傍晚,我把家里的小包、小公仔和耳环往袋子里一装,来到地铁口。六点,下班高峰期来临,地铁口涌出的人群中,偶而有几个朝我瞄一眼。我心里说:来看看吧,不买也没有关系,但是就是不敢说话。

一小时过去,我闻到隔壁红薯摊上飘来的香味,想起晚饭没吃,问摆摊的大姐:“甜不甜?给我来一个。”

大姐抬起头来,脸被阳光晒得和烤红薯的手一样黑。她的头发用一根橡皮筋胡乱绑着,刘海有一半被汗水贴在脑门上。

我拿着红薯,边吃边搭讪:“烤得好,又香又甜,是在哪里买的,多少钱一斤?”她没有回答我,有些警惕地问我是哪里人,是不是也想烤红薯卖?

我连忙摆手。看到有顾客来买红薯时她照顾不过来,我就过去帮她,空气终于热了起来。大姐说她之前在餐厅做服务员,这段时间餐厅没有生意,自己失业了。她以前在老家卖过烤红薯,重操旧业。她还指指另一位卖书的中年女性,告诉我,那个女人之前在商场上班,失业后才来这里卖书,她的生意还不错。

晚上八点后,闲逛的人和摆摊的人越来越多。有位约七十岁的大妈在我的摊位前蹲下来,把几个小包拿起看了一遍,给了意见:有的针脚缝得太多,有的用料多余。 另外几位大妈说,现在做手工的人越来越少看到了,问我成本如何。

八点半,香梅身穿职业装走到我的地摊前,指着地上的包说:“美女,这个,那个,还有那个我全部要了。”我急忙拍开她的手:“做生意呢,别闹!”

看我有点害怕,她把公文包放在地上,拿起小包吆喝:“走过路过的,都来看看,全手工限量小包,全世界独一无二!”边说边往小包里装手机,演示容量。我偷偷地看两边的摊子,幸好,她们各忙各的,没有讨厌的表情。

九点半,我和香梅梳理今晚的收入:入账190元,去除成本155元,手工费不计,平均每小时收入10元。

这是我失业以来赚到的第一笔钱。此前,我一直和丈夫每月要4000元。有时,他忘了主动给我,开口时,我底气不足。我清楚地记得,这天晚上的路灯特别亮,我和香梅走在夜晚的市区,幻想以后生意做大了会怎样。这是我半年以来最开心的晚上。